“既然当了医生，这辈子救人就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也是我生活的来源，别的都没什么。”

      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把癌症定义为一种慢性病，但人们对癌症的恐惧依然根深蒂固，不仅因为其死亡率高，还因为巨大的疾病负担。 与癌症打交道30余年，上海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、中国临床肿瘤学会（CSCO）前任理事长李进教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抗癌斗士”。已经收获众多成果和业界赞誉的他，私下却自称是个“急脾气”，“说话直”甚至“容易得罪人”。

 为什么我们的肿瘤患者一定比欧美人活得短？
     我们曾经在国际上一个知名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因为我们患者的生存期比较短，就引起了国外同行的质疑，生存期怎么会这么短？后来在国际交流的时候，我如实地跟国外同行解释：我们很多参加临床研究的病人，都是因为没有钱，用不起医保药物，才主动找到我们参加临床试验，所以生存期比美国的生存期短很多。 我说这个的时候，心里其实挺难过的。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一定要比美国人、比欧洲人活得短呢？
    “所以我们要奋发图强，不要自大，我们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差得远，我们要认清形势，要努力才行。” 
目前中国肿瘤生存率相比国外发达国家，还有较大差距，原因有几点。首先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虽然我们GDP的总量很高，但我们有14亿人口，人均GDP排名比较靠后。邓小平以前说过，任何一个数字除以12亿，都是小的。所以中国经济还是比较落后。我们不能盲目自大，盲目自大会蒙蔽了我们的双眼。 中国肿瘤5年生存率低于日本、韩国、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很自然的，这与我们的经济水平一致，我们还没有达到全面普查的状态，很多早期肿瘤患者不能够被及时发现，发现的时候就晚期了，5年生存率自然比较低。 而且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新药，创新药现在都在欧美发达国家，在中国上市往往要晚2—3年，治疗效果相对就会差一些。而且中国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，西部地区、贫困地区，患者连普通的医保报销的化疗药物都用不到，都不能承受。你想想，他的生存期怎么会长呢？

 今后两三年，肿瘤的5年生存率会得到很大提高 
全世界每年因肿瘤死亡的病人大概有800万，但早期被确诊的肿瘤病人绝大部分都能治愈，所以我们讲要早防早治，尤其提倡在社区里做肿瘤筛查。 如果患者有肿瘤家族病史，如肠癌，这时他还有慢性肠炎、肠息肉，他就属于肠癌高发人群了，就要多做筛查，如果能早期发现、及早干预做治疗，很多病人都可以治愈，所以我们说有1/3的肿瘤病人是可以治愈的。 还有一部分确诊比较晚的病人，在做了手术之后还是会复发，这样的病人要达到完全治愈就比较困难。所以我们提倡要预防为主，尽量避免不良生活习惯，如果已经有了不良生活习惯，如抽烟，要尽早戒烟。另外，还要控制污染，如空气、水源污染等等，重视社区的早期筛查，对癌前病变及早干预，就可以实现预防。
“即使得了肿瘤，以后肿瘤的治愈率肯定越来越高，我估计今后两三年里，肿瘤的5年生存率应该会有很大提高。” 
主要是因为新疗法的出现，如免疫治疗、细胞治疗、双靶点、双功能单抗等，治疗效果越来越好，患者的生存期也越来越长，5年生存率在今后的5年会有一个明显的急速爬坡过程，对此我非常有信心。

 多学科诊疗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想法 
任何一个患者在某一个阶段，一定有一种最适合的治疗方法，但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知识面也很有限，特别是现在，我们的分工越来越细。一个外科医生，心脏手术做得很精彩，但他可能在肺的手术上做得并不好，他就专心致志地去做心脏手术。 现在很多医院，大肠和胃外科也是分开的，同为外科医生都分的这么细，与内科医生的差别更大了，和放疗科医生又很不同。所以病人到某一个阶段，到底是适合做手术治疗，还是适合做内科治疗，还是做放疗，或是做其他的治疗，每个医生只掌握他自己专业的那一面，这时候就需要不同学科的医生坐在一起，包括病理科、影像诊断科、介入科、内科、外科、放疗科等，就病人的现状，制定出最适合的治疗策略，让病人的利益最大化，这也就是MDT（多学科诊疗）。 在英国，所有的肿瘤病人，都必须经过MDT的讨论，给出最佳治疗方案，患者的生存期自然会比较长。但是，不能广泛开展MDT是中国的一个现状。 你想想看，我们中国的医生一上午要看50—70个病人，我讲的是在三甲医院，这么沉重负担的情况下，怎么可能做到七八个医生围着一个病人去讨论半个小时？做不到的。所以说MDT还只能停留在宣传阶段。 现在有些医院做的MDT更适合称作多学科学习，一周选一个上午，用一两个小时，多学科讨论一两个复杂的病人，只能说把多学科的理念贯穿到医生的行医过程当中，只是一个改善而已，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。 特别是在比较小的医院里面，本身学科就不全，怎么做多学科讨论？谁来讨论？连医生都凑不齐。所以这种多学科讨论对我们来说，还是一个奢侈的想法，每个病人都做多学科讨论目前还做不到。但不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力做我们就不用做，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做，尽量把MDT理念灌输给我们的医生。

李进教授团队

 在中国做医生，必须要有基本的良知 
    我们做多学科讨论的过程中，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是向其他科室的专家学习的过程，当下一次我再遇到病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原来这个病人我不仅仅可以给他做系统的化疗，还可以在肿瘤缩小之后，把病人送到外科医生手上，让他把病灶切除了，不就达到了控制肿瘤的目的了吗？所以说医生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不要本位主义，不要只考虑到你的专业，而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给病人设置一个最佳的治疗策略。 其实是不是最佳的策略，只有我们医生自己知道，别人没有办法知道，所以我跟我们的医生交流的时候，我说在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因为美国很发达，诊疗很规范。
“中国因为经济不发达，很多医生都是自己（凭经验而不是指南）给病人治病，这时你的良心就决定了病人能活多长时间。” 

所以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，在中国必须有良心的人才能做医生，才能做一个好医生。如果这个人天生就不善，成天想着从病人身上刮点油，捞点什么好处，这种医生就不是好医生，去做商人好了，当然商人赚钱也不能不择手段，也要合规。 所以说在中国做医生，必须要有基本的良知，我很欣慰的看到，我们中国的医生绝大部分都非常有良知，你看这一次的疫情，多少医生护士主动报名支援湖北，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，可以说中国的医生不比西方国家的医生差，尤其在承担风险这一方面，中国的医生可能做的更好一点，我个人感觉，我们的医生更勇于奉献，勇于牺牲。

 救人就是我的本职工作，别的都没什么
 过去我们国家认为，凡是没有在中国批准上市的药，都是假药，如果医生给病人用了以后，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。 几年前一次国际会议上，有一个华人医生问我，他说你怎么看待在中国用还没上市的新药的问题？我说有时候我也会给病人用，我觉得生命大于法规，法规是人制定为了保护生命的，如果我们病人的生命都保护不了，那要法规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 所以那个时候，如果病人自己买到了药，我也是给病人用的，我愿意承担法律风险。但是我会让病人签一个知情同意书，让他的家属签承诺书，如果要求我承担行政责任，我会承担，但我不承担这个药物所带来的任何不良反应责任，因为药物是你自己买来的，对吧？

 “我们一直喊生命大于一切，生命不能重来，我们要把病人的生命安危放在第一位，当病人从国外买了能够救命的药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给病人用？这不是跟我们的理念背道而驰吗？怎么能体现我们救死扶伤的理念？所以国家有关部门修改法规之后，我举双手赞成。” 

    这么多年来，我给病人用他们自己买的药时，也出过一些小问题，但病人家属都比较理解，从来没有人找我麻烦，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是在真心帮他们。我是觉得存心找医生麻烦当然也有，是极少数。我们医生不能因为个别这样病人存在，我们就不去帮助病人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毕竟有坏人啊，我们的病人里面肯定也有不善的人，但不能因为一个不善的病人或家属，就把所有的病人都当成坏人了。 我一定还是我，如果你要告我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就是我的职责。所以有些病人给我下跪什么的，我说你不要这样，不用感谢我，这就是我的工作，医院给我发工资，就是让我来看病的，另外我把你救活了，我也有成就感。 所以我觉得，既然当了医生，这辈子救人就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也是我生活的来源，别的都没什么。 专家简介

李进教授

    同济大学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，亚洲肿瘤联盟（FACO）主席，CSCO基金会理事长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（CSCO）前任理事长，CSCO药物安全专委会主任委员，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国医学继续教育学会腹部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。